此次FOMC会议最大看点是沃什开启美联储机制改革的序幕，即宣布“在货币政策广泛执行至关重要的五个核心领域各成立一个工作组”，涵盖沟通机制、资产负债表、数据使用和依赖、转型时期的生产率与就业、通胀框架五大领域，工作组“从第一性原理出发，提出尖锐问题，审视现有惯例，寻找替代方案，并最终提出下一步举措供政策制定者参考”，将在“未来两周内开始工作”、“希望大多数工作组在年底结束工作”。我们对这五大货币政策执行领域的历史背景、改革目的、可能措施和潜在影响，尝试做一些初步的讨论和分析。
沟通机制：打破言辞困境，提高政策灵活性
历史背景：从“神秘央行”到“信息过载”。格林斯潘奉行“建设性模糊”的沟通哲学，以晦涩难懂、充满隐喻而闻名。伯南克引入前瞻性指引并制度化，将沟通从辅助性手段提升为核心工具，成为零利率下限约束下的政策补充。耶伦和鲍威尔时期，点阵图和前瞻指引演变为市场高度依赖的“政策锚”。当下美联储的沟通似乎进入信息过载困境，点阵图预测准确性偏低、前瞻指引自我束缚政策操作、官员分歧言论放大市场波动。
改革目的：打破“言辞困境”，缩小美联储声音，提高政策灵活性。通过删除前瞻指引和减少政策沟通，美联储可在每次会议上根据最新情况相机决策，不必担心与之前的公开表述相悖导致的剧烈市场波动，不被市场预期所绑架。
可能措施：1）删除前瞻指引，修改会议声明，此次会议已体现。2）减少新闻发布会的时间和频率。3）弱化甚至取消SEP和点阵图。4）减少联储官员的公开演讲和媒体采访。
可能影响：短期内，市场失去美联储的指引后，必然导致市场分歧和波动放大，并且这种波动率中枢的提升或是长期性的，2011-2019年美债波动率指数中枢明显高于1988-2006年。此次会议后美债利率的上行，可能不仅是对紧缩的担忧，更有对“不可预测的政策环境”的风险溢价重估。中长期来看，市场定价机制重构，分析基本面，而不是猜测美联储，定价扭曲减少。对美联储而言，降低了因失信或误判导致的信誉损失风险。
资产负债表：寻求继续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的路径，为美联储“瘦身”
历史背景：从“稀缺准备金”到“充裕准备金”，多轮QE，叠加流动性监管日益严苛带来的准备金需求增长，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大幅膨胀。金融危机前，准备金规模常年低于200亿美元以下，资产负债表规模不到9000亿美元。截至5月底，准备金规模约2.9万亿美元，资产负债表规模约6.7万亿美元。
改革目的：寻求缩表路径，为美联储“瘦身”。沃什继续推进缩表的背后考虑：其一，缩小“金融足迹”，消除市场扭曲，让美联储回归传统角色。其二，资产负债表扩张是“反向罗宾汉（劫贫济富）”，加剧了贫富分化。其三，根除长期通胀的温床。其四，恢复宏观调控的弹药库。
可能的措施：1）此次FOMC再度重申充裕准备金制度，继续缩表需通过各类措施来缩减银行的日常准备金需求，核心是放松流动性监管。米兰认为，即使启动各种措施，也需至少一年（可能数年）的才能真正开始缩表。2）降息。缩表带来的经济紧缩效应可以通过降息来抵消。此外，降息+缩表的组合将推动美债利率曲线陡峭化，有助于推动金融机构扩表。
可能的影响：相对确定的是美债利率曲线陡峭化。流动性冲击程度取决于监管调整与缩表节奏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匹配度。
数据使用和依赖：看轻过时数据，打造实时央行
历史背景：传统官方统计数据“过时”且“频繁修正”，此外由于经济结构变化以及调查回复率下滑，可能出现系统性偏差风险，而私人部门实时数据兴起。
改革目的：“实时央行”。沃什希望“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准确、更相关、更具当代性、最重要的是更具可操作性的经济状态信息”。
可能的措施：综合私营部门各类别的实时数据，基于AI技术带来的全新工具，建立实时经济数据网络，甚至开发即时数据预测模型。目前已有实践，比如克利夫兰联储的CPI nowcasting模型、亚特兰大联储的GDP nowcasting模型。
可能的影响：对美联储而言，将提升决策质量，但这需要显著的技术投资和人才储备。对金融市场而言，从“数据发布”到“持续监测”，或将减少“数据日”的波动。美联储对实时数据的需求可能催生“央行数据服务”的新市场。
转型时期的生产率与就业：若有生产率繁荣，则不必紧缩
历史背景：当前AI 发展重现“索洛悖论”，微观生产率提升难在宏观数据中体现。劳动力面临结构性变化：移民政策收紧、人口老龄化或导致劳动力人口增长可能在中期维度上趋于停滞。而AI或以截然不同的方式重塑劳动力市场。
改革目的：为“AI时代”重塑就业与生产率评估和分析框架，将AI带来的经济结构性变化纳入货币政策的考量。
可能的措施：与数据领域一致，该领域也属于支持型的研究变革和完善，尚不清楚该方面的措施如何展开，重点或在于对AI对生产率影响的评估和测算。
可能的影响：为沃什的生产率繁荣和无通胀增长叙事提供证据支持，避免货币政策紧缩的误判，甚至走向以中性偏低利率促进生产率进步的路径实践。参考格林斯潘1996年对“新经济”的讨论。彼时格林斯潘认为，美国经济正因科技进步进入一个结构性转变期，可能实现更高生产力增长、低通胀与低失业并存。1996年9月前后，格林斯潘在FOMC会议上说服同事暂缓加息，理由是官方的生产力数据低估了实际情况，工资上涨和股市繁荣不会立即引发通胀，应“押注”生产力增长能吸收需求压力。
通胀框架：不改通胀目标，但可以“采用”新通胀衡量指标
历史背景：1996年至2012年是隐形通胀目标时期，2%目标内部确定但未公开。2012年正式确定灵活目标通胀制，设定2%目标。2020年引入平均目标通胀制，初衷是应对2008年后的“低通胀陷阱”，但事后看来，AIT框架可能延误了美联储对通胀的应对，除了“通胀暂时论”的判断外，AIT框架本身就允许通胀超调。2025年，再度回归灵活目标通胀制。
改革目的：“研究通胀驱动因素，分析美联储的通胀责任，更好地衡量通胀”。
可能的措施：引导美联储内部“非正式”采用新的通胀衡量目标，比如截尾平均PCE或中位数PCE。沃什并不需要正式在货币政策框架声明中更改，也没有时间窗口，但只需让更多官员接受该指标即可，正如PCE通胀率才是美联储官方文本采纳的衡量目标，但核心PCE通胀率却更受青睐。
可能的影响：基于当下情况，或可为生产率繁荣叙事下的降息或温和利率路径提供新的数据支撑。目前基于新指标的通胀压力要小很多，截至4月份，核心PCE同比为3.3%，中位数PCE同比为2.8%，截尾平均PCE同比为2.4%。
6月FOMC：鹰派的是其他成员，而非沃什
偏鹰的是其余FOMC成员，主要体现在点阵图上，但沃什本人并没有明确的鹰派或鸽派偏向。沃什并未提供预测，其余18个FOMC成员，有9人预测今年至少加息1次，有9人预计今年维持利率不变或降息。一个不愿提供前瞻指引的美联储主席，若被认定为有明确“鹰派/鸽派”倾向，只能表明他的失败。实际上，沃什在通胀和利率前景方面没有“个人发挥”，没有任何指引。
美联储官员们当前表现出的鹰派，“姿态”有可能重于“倾向”，保持中长期通胀预期的平稳，有助于减弱供给冲击可能引发的二次通胀风险。鉴于就业市场尚无过热迹象、经济K型分化并未收敛，叠加通胀或见顶回落，只要中长期通胀预期没有进一步上行的迹象，我们依然认为目前的加息门槛较高，倾向于美联储今年将维持利率不变。
风险提示：对沃什机制改革的理解存在偏差；美国经济和通胀形势超预期。
沃什的制度改革拉开序幕在本次新闻发布会上，最大的看点是沃什以“五个工作组”开启制度改革的序幕。沃什宣布成立五大工作小组（Task Forces），分别覆盖沟通机制、资产负债表、数据使用和依赖、转型时期的生产率与就业、通胀框架五大领域，“从第一性原理出发，提出尖锐问题，审视现有惯例，寻找替代方案，最终提出下一步可参考举措”，拉开了沃什对美联储货币政策执行进行系统性“制度变革”（Regime Change）的序幕。
沃什透露，在接下来的几周会有更多关于工作组的信息发布，大多数工作组可能在今年年底前结束工作。基于其重要性，我们对五个领域的历史背景、改革目的、可能措施和潜在影响先做一些初步的讨论。
（一）沟通机制
历史背景：从“神秘央行”到“信息过载”，从“战略模糊”到“高度透明”。
Ø 格林斯潘时期（1987-2006年），美联储奉行“建设性模糊”的沟通哲学。格林斯潘本人更以晦涩难懂、充满隐喻的国会证词而闻名——他曾表示“如果你觉得听懂了我说的话，那你一定误解了我的意思”。1994年之前美联储都不会在FOMC会后发布政策声明，市场只能通过资金价格猜测政策方向，1994年才开始宣布利率决定并发布简短声明，可以说彼时美联储只有最低限度的信息披露。
Ø 伯南克时期（2006-2014年），诞生了前瞻性指引并制度化，将沟通从辅助性手段提升为核心工具，成为零利率下限约束下的政策补充。2008年12月美联储首次引入前瞻指引，并在此后完成了从“时间”指引（“至少到2013年底维持低利率”）到“状态”指引（“只要失业率高于6.5%且通胀预期稳定，就维持低利率”）的演变。2011年4月，伯南克首次在FOMC会议以后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后每年4次。2012年美联储推出点阵图。也是在2008年之后，美联储官员的公开发言或演讲逐步成为常态。
Ø 耶伦和鲍威尔时期（2014-2026年），美联储沟通机制似乎进入信息过载模式。2015年底开启加息周期后，点阵图和前瞻指引逐渐演变为市场高度依赖的“政策锚”。2019年，鲍威尔将FOMC新闻发布会从每年4次增至8次。2020年推出平均通胀目标制，用带有前瞻性的政策目标和承诺来应对低利率环境的挑战。
但这种透明沟通框架在实践中逐步暴露出问题。第一，点阵图的预测准确性长期偏低，尤其是在2021年通胀飙升时期。第二，前瞻性指引容易导致美联储“自缚手脚”。一旦美联储官员公开表达过某种政策倾向，就容易被自己前期的言辞和观点“束缚”。第三，政策信息过多过杂（会议声明、纪要、SEP和点阵图、频繁的官员公开演讲），甚至部分官员观点截然相反，容易让市场困惑。第四，可能导致市场定价失真，总是猜测美联储在“想什么”，而不是实际经济“怎么样”。
改革目的：打破“言辞困境”，缩小美联储声音，回归经济本身，提高政策灵活性。通过减少前瞻指引和政策沟通，美联储可在每次会议上根据最新情况相机决策，不必担心与之前的公开表述相悖导致的剧烈市场波动，不被市场预期所绑架。引导市场回归经济本身，注重趋势而非单次数据。此外，缩小美联储的声音，美联储官员总是“说得太多”，反而会制造市场噪音。
可能的措施：1）删除前瞻指引，修改会议声明，在6月会议上已体现。2）减少新闻发布会的时间和频率。3）弱化甚至取消SEP和点阵图。4）减少联储官员的公开演讲和媒体采访。
可能的影响：短期内，市场失去美联储的指引后，将被迫转向自身判断，必然导致市场分歧和波动放大。并且这种波动率中枢的提升或是长期性的，2011-2019年美债波动率指数均值约69,1988-2006年则约为101。6月FOMC会议后，美债利率的上行，可能不仅是对紧缩的担忧，更有对“不可预测的政策环境”的风险溢价重估。中长期来看，市场定价机制重构，分析基本面，而不是猜测美联储，定价扭曲减少。对美联储而言，降低了因失信或误判导致的信誉损失风险。
（二）资产负债表
历史背景：从“稀缺准备金”到“充裕准备金”，从公开市场操作到QE，叠加流动性监管日益严苛带来的准备金需求增长，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大幅膨胀。
Ø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美联储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微调银行系统中的准备金供给，从而实现对联邦基金利率的精确控制。这一框架的良好运行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鉴于彼时流动性监管和金融衍生品及影子银行体系的复杂程度以及没有准备金付息，银行体系不存在超额准备金的持续积累需求。银行准备金规模[曦王1] 常年低于200亿美元以下，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不到9000亿美元。
Ø 金融危机发生后，为应对流动性危机和深度衰退，在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零利率下限后，从2008年11月至2014年10月，美联储先后实施了三轮QE，资产负债表规模膨胀至约4.5万亿美元，准备金规模暴增至约2.8万亿美元。随着经济重回正轨，2017年10月美联储启动缩表，但因危机后银行流动性监管日益严苛以及金融市场的复杂化，银行准备金需求难以大幅度压缩，2019年9月以回购市场钱慌而终止缩表，彼时资产负债表规模约3.9万亿美元，准备金规模约1.4万亿美元。
Ø 因准备金从稀缺变为泛滥，为防止联邦基金利率失控，2008年10月美联储启用准备金付息制度，地板系统建立，即IORB（准备金利率）成为名义上的利率走廊下限。但受非银机构流动性十分充裕的影响，导致EFFR低于IORB，地板系统存在漏洞，2014年美联储引入ON RRP利率（隔夜逆回购利率），完善利率走廊，形成以IORB为软上限、ON RRP利率为硬下限的“次级走廊”。2019年1月，美联储正式宣布采用充裕准备金制度。
Ø 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美联储再度QE，资产负债表规模在2022年初达到约8.9万亿美元的峰值，准备金规模一度超过4.2万亿美元。2022年6月美联储再度缩表，因货币市场利率波动放大、经常突破利率走廊上限，于2025年12月停止缩表，期间资产负债表规模降至约6.6万亿美元，准备金规模降至约2.9万亿美元。截至今年5月底，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约6.7万亿美元，准备金规模约2.9万亿美元。
改革目的：寻求继续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的路径，为美联储“瘦身”。沃什继续推进缩表的背后考虑：其一，缩小“金融足迹”，消除市场扭曲，让美联储回归传统角色。QE使得美联储成为财政部的“最后买家”，模糊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边界。同时也导致美债期限溢价被压缩，长端利率定价扭曲。其二，治理“反向罗宾汉（劫贫济富）”效应，缓解财富分化。沃什认为“随着美联储扩大资产负债表、扩大其对经济的影响力，那些拥有金融资产的人受益了”。其三，根除长期通胀的温床，实现价格稳定。其四，恢复宏观调控的弹药库。
可能的措施：1）此次FOMC再度重申充裕准备金制度，继续缩表需通过各类措施来缩减银行的日常准备金需求，核心是放松流动性监管，具体措施可参考米兰等撰写的《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使用指南》。米兰明确指出，即使启动各种措施，也需至少一年（可能数年）的才能真正开始缩表。2）降息。米兰认为缩表带来的经济紧缩效应可以通过降息来抵消。此外，降息+缩表的组合将推动美债利率曲线陡峭化，有助于推动金融机构扩表。
可能的影响：相对确定的是美债利率曲线陡峭化。是否造成风险资产价格波动和流动性冲击，或取决于去监管/改规则与实际缩表进程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匹配度，以及是否结合降息来对冲其影响。
（三）数据使用和依赖
历史背景：传统统计数据的缺陷，实时数据的兴起。
Ø 传统统计数据的不足。美联储和市场长期以来均依赖于政府统计机构发布的官方数据体系，典型的包括劳工部的非农报告和CPI、经济分析局的PCE价格指数和GDP、人口普查局的零售销售等。沃什认为这些数据“过时”且“频繁修正”。此外，由于经济结构变化以及调查回复率的下滑，可能出现系统性偏差的风险。
Ø 私营部门实时数据的兴起。当传统的官方数据因延迟甚至政府停摆，而无法及时反映经济急剧变化时，来自私营部门的数据源可对官方数据形成弥补。
改革目的：“实时央行”。数据是经济基础，决策是上层建筑，如果美联储能够更快、更准确地把握实时经济脉搏，或能以更小的时滞和更低的代价实现政策目标。“评估新的信息来源，并考虑方法论变革，以改善数据收集，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准确、更相关、更具当代性、最重要的是更具可操作性的经济状态信息”。
可能的措施：综合私营部门各类别的实时数据，基于AI技术带来的全新工具，建立实时经济数据网络，甚至开发即时数据预测的模型。比如就业层面的ADP和Indeed数据，消费方面的实时支付数据，搜索网站和社交媒体数据等等。目前地方联储已有实践，比如克利夫兰联储的CPI nowcasting模型、亚特兰大联储的GDP nowcasting模型、芝加哥联储的就业市场仪表盘和失业率预测模型等。
可能的影响：对美联储而言，将提升决策质量，但这需要显著的技术投资和人才储备。对金融市场而言，从“数据发布”到“持续监测”，或将减少“数据日”的波动。美联储对实时数据的高需求，可能催生“央行数据服务”的新市场。
（四）转型时期的生产率和就业
历史背景：索洛悖论和劳动力结构性变化。
Ø 生产率的索洛悖论。1980年代末，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提出，“计算机时代无处不在，唯独在生产率统计数据中看不到”，这一现象被称为“索洛悖论”，是指技术革命在实际生产率的宏观统计中难以被捕捉到。当下AI发展如火如荼，该悖论再度浮现，AI对生产率的影响似乎已在微观层面得到验证，但宏观层面的效应仍处于早期阶段，预测分化很大，可参考Cunningham搜集汇总的各类研究结论。
Ø 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由于移民政策大幅收紧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参与率下滑，美国的劳动力人口增长可能在中期维度上趋于停滞。而AI的发展可能以截然不同的方式重塑劳动力市场，美联储理事巴尔认为，结果可能是乌托邦的（一些职业被取代，而新职业则不断涌现，强劲生产率增长可以维持更快的产出增长和实际工资上升），也可能是末日论的（引发失业浪潮）。
改革目的：为“AI时代”重塑就业与生产率评估和分析框架，将AI带来的经济结构性变化纳入货币政策的考量。“调查通用技术（包括AI）的普及速度、覆盖范围和经济影响，并探索其对美联储实现就业和通胀使命的影响”。
可能的措施：与数据领域一致，该领域也属于支持型的研究变革和完善，尚不清楚该方面的措施如何展开，但基于沃什发言的推测，希望呈现的效果或包括：1）建立AI需求侧的详细跟踪和分析体系，比如AI相关投资追踪；2）优化对生产率的测算和分析，尝试构建AI对生产率影响的评估体系；3）强化AI对特定行业影响的案例研究，比如编程、法律、客服等。
可能的影响：为沃什的生产率繁荣和无通胀增长叙事提供证据支持，避免货币政策紧缩的误判，甚至走向以中性偏低利率促进生产率进步的路径实践。参考格林斯潘1996年对“新经济”的讨论。彼时格林斯潘认为，美国经济正因科技进步进入一个结构性转变期，可能实现更高生产力增长、低通胀与低失业并存。1996年9月前后，格林斯潘在FOMC会议上说服同事暂缓加息，理由是官方的生产力数据低估了实际情况，工资上涨和股市繁荣不会立即引发通胀，应“押注”生产力增长能吸收需求压力。
（五）通胀框架
历史背景：从隐形目标到通胀目标制。
Ø 1996年至2012年是隐形通胀目标时期。1996年，格林斯潘领导下的FOMC达成内部共识，将“价格稳定”操作性地定义为约2%的通胀率。但这一决定在当时并未向公众披露，格林斯潘担心正式公布通胀目标会束缚美联储的政策灵活性。直到2000年，FOMC才在会议记录中暗示了这一目标。
Ø 2012年至2020年，灵活目标通胀制（Flexible Inflation Targeting）。2012年1月，美联储在其首份《长期目标与货币政策策略声明》中正式确立了2%的通胀目标，衡量标准是PCE价格指数同比。在声明中，美联储采用了“对称性”表述，即2%是“目标”而非“上限”。
Ø 2020年至2025年，平均目标通胀制（Average Inflation Targeting）。2020年8月，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宣布采用平均通胀目标制，“在通胀持续低于2%的时期之后，适当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以实现适度高于2%的通胀为目标”。这一框架的设计初衷是应对2008年后长期存在的“低通胀陷阱”，低通胀导致实际利率上升、货币政策空间受限。但AIT的推出恰逢疫情后通胀大爆发，事后看来，AIT框架可能延误了美联储对通胀的应对，除了“通胀暂时论”的判断外，AIT框架本身就允许通胀超调。
Ø 2025年，再度回归灵活目标通胀制（Flexible Inflation Targeting）。2025年8月，美联储完成了其五年一次的货币政策框架评估，删除了AIT的明确表述，回归“灵活通胀目标制”。沃什在此次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在实现2%的通胀目标之前，没有任何理由去重新审视该目标”。
改革目的：研究通胀驱动因素，分析美联储的通胀责任，更好地衡量通胀。
可能的措施：引导美联储内部“非正式地”采用新的通胀衡量目标，比如截尾平均PCE或中位数PCE。通胀衡量指标包含在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框架声明中，该框架五年评估一次，2025年刚完成，但并不代表沃什不能“采用”新的通胀衡量目标。沃什并不需要正式更改，只需让更多官员接受该指标即可，正如PCE通胀率才是美联储官方文本采纳的衡量目标，但核心PCE通胀率却更受青睐。
可能的影响：基于当下情况，或可以为生产率繁荣叙事下的降息或温和利率路径提供新的数据支撑。如果用潜在的新通胀衡量目标来看，目前美国通胀压力要小很多。截至4月份，核心PCE同比为3.3%，中位数PCE同比为2.8%，截尾平均PCE同比为2.4%。
6月FOMC会议：成员偏鹰（一）按兵不动，符合预期
FOMC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维持在3.5%-3.75%，符合市场预期，全票通过（12-0）。
本次会议声明大变样：1）篇幅大幅缩短，本次约130词vs.此前约300+词；2）内容顺序调整并删减，从“经济描述+政策决定和前瞻指引+具体投票情况”转变为“政策决定+经济描述”，政策决定提前，删除前瞻性指引的措辞和投票情况。会议声明的改版，是沃什减少和改进美联储沟通的“第一枪”。会议认为，“尽管不确定性提高（部分源于中东冲突），但经济活动稳健扩张。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强劲。就业增长与劳动力增长同步，失业率几乎没有变化。相较于委员会2%的长期目标，通胀依然偏高，部分反映了特定行业供给冲击带来的价格上涨，比如能源”。此外，重申“保持银行体系充裕准备金的政策”。
（二）点阵图显示FOMC其余成员偏鹰
沃什认为点阵图对政策制定无益，并未提供预测。相比于3月份，其余18个FOMC成员，有9人预测今年至少加息1次，有9人预计今年维持利率不变或降息。18位预测者中，有1位预计加息3次，有5位预计加息2次，有3位预计加息1次，有8位预计维持利率不变，有1位预计降息1次。
（三）今年通胀预测明显上调，经济增长和失业率预测小幅下调
明显上调今年的通胀预测，但对明年的预测变化不大。对2026、2027年四季度PCE同比的预期分别为3.6%、2.3%（3月预期分别为2.7%、2.2%）；对2026、2027年四季度核心PCE同比的预期分别为3.3%、2.5%（3月预期分别为2.7%、2.2%）。
小幅下调今年经济增长和失业率预测，明年预测未变。对2026、2027年四季度GDP同比的预期分别为2.2%、2.3%（3月预期分别为2.4%、2.3%）；对2026、2027年四季度失业率的预测分别为4.3%、4.3%（3月预期分别为4.4%、4.3%）。
（四）鹰派的是FOMC，而不是沃什
我们认为，偏鹰的是其余FOMC成员，主要体现在点阵图上，但沃什本人并没有明确的鹰派或鸽派偏向。
其一，为什么偏鹰的是FOMC其余成员？点阵图预测。市场预计此次点阵图利率预测中值会提高，即从降息1次到按兵不动，但并未预期到有一半官员预测加息，且幅度不小，加息次数的中值达到2次。
其二，对通胀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沃什的鹰派。首先，一个不愿提供前瞻指引的美联储主席，若被认定为有明确“鹰派/鸽派”倾向，只能表明他的失败。实际上，沃什在通胀和利率前景方面没有“个人发挥”，没有任何指引。其次，会议声明和沃什本人的发布会措辞，对价格稳定的表述较多、就业表述较少，只能反映在当前经济现实下，美联储关注重心在通胀而非就业。沃什也表示“关于伊朗战争带来的通胀一轮和二轮效应的问题，目前还没有最终定论或压倒性普遍共识”。最后，沃什在淡化点阵图的指引意义，并对市场即期反应不置可否。他认为，点阵图的预测变化会很快、不确定性很大，个人认为点阵图对政策制定无益。也不会对金融市场的即期反应做出任何评论。
（五）市场加息预期明显上升
议息会议结束后，市场加息预期明显升温。据彭博WIRP模型，期货市场定价的今年加息次数从0.84次升至1.53次，定价10月份之前加息1次的概率达到100%[曦王1] 。
我们认为，美联储官员们当前表现出的鹰派，“姿态”有可能重于“倾向”，保持中长期通胀预期的平稳，有助于减弱供给冲击可能引发的二次通胀风险。鉴于就业市场尚无过热迹象、经济K型分化并未收敛，叠加通胀或见顶回落，只要中长期通胀预期没有进一步上行的迹象，我们依然认为目前的加息门槛较高，倾向于美联储今年将维持利率不变。
本文来源：一瑜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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